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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性:社区微空间中的新兴“在场”模式及其时空设计维度 闫

发布时间:2022-09-16 13:06:09 作者:bob下注软件 来源:bob直播

  原标题:新公共性:社区微空间中的新兴“在场”模式及其时空设计维度 闫超 时代建筑2022年第2期

  第四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于2021年9月在上海开幕,此次艺术季的主题是“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这一规划理念发端于上海,经过数年发展逐渐深入人心。此次城市空间艺术季将展场设在上海多个生活社区里,旨在全面呈现上海近几年间基于15分钟生活圈的社区建设成果。本次主题正是对上海15分钟社区生活圈理念的一次深入解读和成果呈现。

  熊健的文章在解读15分钟社区生活圈概念内涵、原则方法、路径行动基础上,全面介绍近些年在生活圈规划领域的实践经验,阐述上海团队在社区生活圈领域价值引领、内涵拓展、体系构建与政策实践多方面的贡献以及上海在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中的率先探索。周俭的文章系统阐述了上海曹杨新村社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的规划工作思路、规划目标策略以及更新实施路径。童明、白雪燕从社区生活圈的基本理念、实施机制出发,结合梓耘斋于上海开展的相关实践,以连接城市生活脉络为操作方法,探讨社区生活圈的具体营造策略与方法。杨辰指出曹杨新村的建设、调整和更新在解决不同时期居住问题的同时,也串联起了当代中国三代住区规划理论:从邻里单位到居住小区,再到社区生活圈。戴颂华、李晴的文章主要介绍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中“社区宜养”的相关政策和策略。胡颖蓓、王明颖介绍了在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新华社区15分钟社区生活圈构建过程中,开门做规划,邀请社会各方共谋社区需求,共建美好家园的实践和探索。戴春、赵晓雪、常逸凡的文章以“走向新校园”参展项目为样本,讨论了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公共教育空间的设计方向。闫超的文章以社区生活圈营造作为背景,将社区微空间的社群建构机制作为重新审视的对象,扩展了建筑学关于空间公共性的话语体系,总结出一种基于新公共性的社区生活圈营造思路。

  文章以社区生活圈营造作为背景,将社区微空间的社群建构机制作为重新审视的对象。通过考查公共空间“在场”的新兴模式及其之于社群建构的意义,扩展建筑学关于空间公共性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文章通过解析当代社区微空间的实践案例,揭示出如何通过空间塑造促成新兴的“延时在场”和“虚拟在场”的社会交往,并分析了其中衍生出的时空设计维度,总结出一种基于新公共性的社区生活圈营造思路。

  广义城市公共空间的本质目的是为居民的聚集提供场所。在居民的聚集与交往中,公共空间会通过其公共性内核,形成一套相应的社群建构机制。社区是当代城市的基本生活单元,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社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便也成为了形成社区生活圈、构建“社区共同体”①的基础。

  社区生活圈营造是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涌现出的新实践模式。在顶层设计层面,其特点是将社区作为一个功能完备的“小城市”,关注社区物质空间品质的提升的同时,也注重场所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的建设,注重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1-2]。因此,社区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是此类实践中重点考量的核心要素之一。

  社区生活圈营造的一个特征是“微”,其基本实践路径是近年来城市更新中涌现出的“微更新”理念[3],具体体现为针对具体个案进行局部调整和改造[4],并且意图通过微小空间介入的模式产生网络化连锁反应的更新效果[5]。针对社区微空间的更新实践涉及街道空间改造、公共微空间(设施)植入、口袋公园建设、基础设施再利用等多样化的类型。从空间尺度的角度看,这类微小公共空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纪念性广场或“城市客厅”,往往无法为大量社区居民的聚集和交往提供物理空间基础,同时由于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规律紧密关联,因此催生出的“错峰出行”“共享使用”等空间使用模式也独具特色。那么,这类社区微空间如何建构出社群网络②,无疑会引发对公共性本质的再思考。另外,社区生活圈营造的另一个有意或无意的特征是与当代信息媒介和网络文化紧密关联。基于网络空间衍生出的“”“打卡”“朋友圈”等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也推动着对社区公共空间的社群建构机制进行反思和拓展,进而进一步更新着对公共性本质的理解。

  在这一语境下,“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新公共性”为题,邀请了当代社区生活圈营造的代表性规划师和建筑师,分享对于社区微空间的公共性的探索和理解③(见图1)。本文是在此论坛基础上开展的进一步研究,将空间公共性概念与当代社区微空间中的新兴空间使用方式、新兴社会生活方式进行关联分析,以衍生出的新兴“在场”模式作为切入点,梳理当代社区微空间的社群建构机制及其公共性本质,对它们背后的时空设计维度进行解读,拓展关于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的建筑理论线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新公共性”学术论坛海报

  [7-9],后者包括杨·盖尔(Jan Gehl)、威廉·怀特(William H. White)等代表性学者从社会行为和心理的角度对城市空间的研究[10-11]。并且,这两个层面往往相互渗透、交织。其中,凯文·林奇(Kevin Lynch)以空间集体认知和集体记忆为切入点,研究城市公共空间的感知意象[12],从体验的角度搭建起两者之间的关联桥梁,并为后续的众多相关研究铺垫了理论基础。我们如今已经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认识到公共空间形式是决定交往行为的物质基础,社会交往模式也会反过来重构对空间的使用。同时,在这两个层面之间,体验始终起着中介的作用,而身体“在场”又是发挥体验的中介作用的关键。例如,不仅仅“此时此地在场”的体验舒适性可以促进交往行为的生发,共同拥有“彼时此地在场”的体验经历也是形成空间集体认知和集体记忆的前提。1.2 空间公共性——“共时共地在场”

  [14-15]。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基于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交往行为的孪生关系,公共空间概念的发展受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等一系列学者的社会政治学、空间哲学研究的影响。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概念被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其中,阿伦特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realm),追溯到了古希腊城邦的公开辩论,强调的是一种由社会交往行为而形成的“集体性”(collectivity)概念[16]。同样,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也是指不同个体通过公共、公开的社会交往形成集体意愿,建构一种在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中间领域[17]。建筑学者将从大型城市广场到小型咖啡馆为代表的公共空间视作居民公共社会交往的基本物质化场所,建立起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揭示出公共性对于公共空间的意义[18-19]。至此,在基础理论层面,建筑学中关于空间公共性的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是“共时共地在场”的前提;而“共时共地在场”是公共、公开的社会交往的前提;最后,社会交往是形成公共领域的前提。并且,在建筑学的不断探索中可以看到,形成公共领域所依仗的社会交往并非仅仅指涉语言性的交流,还包含了以“共时共地在场”体验为中介所形成的关于空间的共同意象。于雷在《空间公共性研究》④中,通过对阿伦特关于公共性在主体间作用机制的讨论,揭示了建筑学意义上公共空间建构社群内共识的本质——不同个体在针对空间体验和感受进行相互“证实”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共同想象、建立共同认知[20]。其中,在一个具有识别性的空间中的“共时共地在场”是形成关于空间的共同意象的基础,进而也是促成这种相互“证实”过程的决定性要素。公共空间及公共领域的营造在不同语境下伴随着不同的社会目的。除了促进居民之间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寻求理性共识并形成公众话语之外,公共空间还可以通过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促成居民之间的多元化交流,为重塑个体身份提供可能,进而推动社会关系的动态发展变化[21]

  。公共空间在社会政治学层面的这两层目的同时催生出建筑学关于公共性的激烈讨论,逐渐形成了公共空间营造在社会层面的两个诉求——建立一种集体性和凝聚力的同时,最大可能地满足每个个体在社会行为中的自由与平等。在建筑学的操作层面,即,形成“共时共地在场”的舒适体验或深刻记忆,并且确保每个个体拥有选择“在场”的平等机会与如何“在场”的基本自由。如今建筑学中仍被持续关注的公共空间纪念性、场所感等概念与前者密切相关,可达性、包容性等议题与后者紧密关联。

  ,这成为了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的内在动因。公共空间概念在中国建筑学领域的持续发展伴随着对西方学界关于公共空间和公共性概念的一系列讨论的引入,其中王建国在1991年发表的专著中首次将公共空间作为城市设计中的关键要素,并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欧美相关城市设计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之后,从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随着中国城市设计的大规模实践,以及更多外文理论书籍被引入中文语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性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含义逐步在中国建筑学领域被广泛认知

  [23-24]。这个过程中,阿伦特、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对中国建筑学领域一直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对公共空间的社会政治学意义和人文要素的持续关注中,中国建筑学领域逐步形成共识:公共空间不仅为市民活动提供场地,而且是人们进行精神体验和社会交流的场所。舒适的公共空间“对增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25]。与此同时,由于在不同的条件下,公共空间本身会呈现出不同的尺度、形态、区位、权属、管控维护方式等,所以针对不同个体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度。当公共空间容纳所有个体而呈现出差异性的自由与平等时,支撑其建构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便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总体上,真实有效的公共空间需要保证的前提是:所有人进入空间的成本基本相同、尽可能包容大多数的不同的活动、代表集体利益[26]

  。在这一共识性前提的基础上,众多学者展开了对于公共性的建构和评价体系的研究。例如,徐磊青、言语在综合了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Kohn)、扬·盖尔、马修·卡莫纳(Matthew Carmona)、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评价体系的角度提出了包容性、可达性、功能可见性三个建构公共性的最低限度的维度

  [27]。王一名、陈洁在从设计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的视域下,梳理并总结了包括功能、空间设计、所有权、管理、控制、知觉、可达性、使用和使用者在内的具体操作维度,以及其中每个维度所涉及的公共和私有特征[28]。可以看到,在与西方学者的紧密联系中,中文语境下的空间公共性研究同样指向了公共空间营造的两个基本层面:如何更有效地通过“共时共地在场”建构公共领域,以及如何自由和平等地实现“共时共地在场”。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区微空间类型以及快速迭代的社区生活方式均为“共时共地在场”提供了新的场景和新的可能性。这时,我们也可以并且需要重新审视其中是否存在一种新的空间公共性。

  如前文所见,公共性概念在涌现、发展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不变的含义——在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通过促进社会交往形成社群中的共识和凝聚力。这一含义可以被视为城市之所以需要公共空间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所要探索的也并非是公共性的某种新含义,而是在当代社区生活圈的语境下,个体在公共空间中的新兴“在场”模式将促成建构公共领域的何种新机制,以及这种新机制又将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认知和营造物质化的公共空间。其中,既包括社区微空间的新兴使用方式所形成的“延时在场”,又涉及新兴网络交往模式下的“虚拟在场”。

  在当前社区生活圈营造的发展背景下,新兴的社区空间类型及其使用方式需要我们对公共性所关联的众多建筑学经典问题进行反思和拓展。当代社区微空间的尺度使得其具有不同于传统城市广场、街道等空间的社群建构机制。社区微空间一次性所能容纳的人数与其所服务的居民人数之间往往呈现出较小的比例。此时,居民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往往需要“错峰”(无管理)或“预约”(有管理)等方式。公共空间作为一种集体生活的场所,支持较大规模社会交往的作用变得微弱。空间更多地以“成组”的方式促成居民之间的局部社会交往,再通过“组”的动态变化和“组员”在“组”之间的跳转和共享,最终在社区里建构出链状形式的社交联系。由于公共空间容量的有限,往往会划分出两类不同的居民群体——内部的使用者和外围的“观者”。此时,空间会形成一种剧场化的效果,在“看”与“被看”之间,促成不同居民群体之间对同一个场所的共情体验和共同记忆。在这种新的空间使用方式和社群建构形式下,所有人进入空间的成本仍然相同,只是可达性、功能可见性以及所有权、管理、控制等公共性的维度都需要被重新分析。

  网络空间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传统社会交往媒介,进而动摇着建筑学以物理空间所搭建的公共性根基。物理空间的形式不再是社会交往行为的唯一基础,公共空间与社会交往的孪生关系,转变为“物理空间-网络媒体”与社会交往之间的映射关系。同时,网络媒体改变了人对空间的体验方式。通过“”“打卡”和“朋友圈”等网络文化现象,居民在物理空间中的“在场”可以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被其他居民所“感知”和“证实”,进而以“虚拟在场”的途径形成一种集体的想象和共识。这时,原有的二元关系进一步转变为了物理空间、网络媒体与社会交往三者之间的互联关系。诚然,这里涉及到的图像仿真概念以及体验的真实性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量,但是传统公共性概念的物理空间前置条件已经明显发生改变。

  。在社区微空间所构成的链状形式的社交联系中,每个“组员”使用公共空间的时间规律决定了“组员”在“组”之间的跳转和共享状态,进而影响了整个社群公共领域的内在组织形式。同时,“预约”制还特别地赋予了时间和空间被同时有规划地共享的可能,公共空间从原来在同一时间点上的空间分享,转变为针对同一个空间的时间分享,甚至是空间与时间的同步分享。另外,在公共空间使用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个体体验的相互“证实”也从一种共时性状态变成了一种先后完成的延时性进程。更进一步,这种进程在网络媒体中甚至可以打破自然时间的行进规律,对延时性状态进行随意的扭曲、变形。例如,居民在身处物理空间的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看到另一位居民在不同时间点上、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的“在场”。最终,作为空间形式和交往行为的中介,公共空间的在场和感知机制会在时空维度的交织下会呈现出全新的状态,进而对建筑设计本身产生全新的需求(见图2)。

  从“在场”到“延时在场”和“虚拟在场”,被转变的是如何在社群中通过相互“证实”空间体验来形成集体共识或集体想象的机制。从公共空间到“公共时空”,被转变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规划和设计来支撑公共领域的自由与平等。在新公共性的语境下,建筑学一方面需要重新考量作为物质基础的公共空间的本质,在对新的“在场”方式进行反思的同时,思考如何通过物理空间的操作回应并促成新“在场”方式下的社会交往行为;另一方面需要重新探索建筑设计的对象本体,从设计空间拓展为设计时空。

  在建筑学关于公共性的讨论语境中,窦平平、鲁安东曾在《剧场·剧场性·剧场化都市主义——对库哈斯的另一种阅读》一文中,以“剧场性”(theatricality)概念为切入点,分析了库哈斯部分作品中空间使用者之间互为“演员”与“观众”的状态,以及这种“看”与“被看”的机制之于空间公共性建构的意义

  ⑤ [31-32]。诚然,建筑师对物理空间的塑造本就需要考虑“使用者”对空间、对其他“使用者”的感知方式,而针对“延时在场”的公共性问题,建筑师需要同时考虑的是公共空间及其承载的活动如何呈现给更加外围的“观者”。建筑师需要考虑街角空间、公共设施、口袋公园等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如何成为一个个微型的社会剧场。其中,空间如同舞台,使用者如同演员,整个空间中发生的活动和行为构成一台戏剧,在与外围“观者”的视觉互动中形成一种基于共情体验的社会交往行为。一种比较符合剧场特征的社区微空间是口袋公园。以上海永嘉路309弄口袋广场为例,从尺度角度看,永嘉路309弄广场并非是一个“典型”的口袋公园。它的面积可以容纳相对较多数量的居民,并且可以支持相对多样的活动同时发生。同时,建筑师有意塑造的私密感和领域感[33]

  也增加了广场内部的亲密性,得以促进个体间的交往行为。然而,从空间类型角度看,永嘉路309弄广场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口袋公园,有着几乎所有口袋公园都具备的与街道之间的清晰界面,并且这个界面在建筑师的处理下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剧场舞台。些许抬高的广场地坪、围廊在街道一侧形成的景框、景框内部被有意处理的材料与色彩,这些要素在街道与广场之间形成领域边界的同时,激发了界面两侧“看”与“被看”的视觉冲动(见图3)。从大部分口袋公园的空间原型看,公共空间与街道之间的界面均可以被视为此类公共空间成为剧场舞台的关键设计要素。而这种成为剧场舞台的潜质可以弥补空间尺度的缺陷,以“延时在场”的方式促成空间使用者与无数街道边的“观者”之间的共情体验。口袋公园作为一个剧场,将内部正在发生的行为与活动展示给街道旁路过的“观者”,引起关于“我曾在这里”的记忆或“我会到这里”的想象。这远不止是一种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空间的宣传作用,而是在这种“延时在场”共情体验中,激发关于空间体验的共同认知。

  另一类比较典型的空间是植入的社区公共设施。无论是运动设施、休息凉亭还是社区盒子,此类空间首要的目的是补充社区中比较缺乏的某类功能性空间。由于“植入”这种操作手段所暗示的前置空间条件的局限性,此类空间往往更为微小,也少有直接容纳交往行为的能力。因此,此类空间作为社会剧场的作用也便更具意义。当代社区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将植入设施的区域地面或墙面营造出色彩鲜明的效果,例如贵州西里弄微更新项目中的街巷入口空间。其中较为直接的设计意图可以理解为是增加区域的领域感。而从社会剧场的角度审视,鲜明的色彩作为舞台背景衬托出其中的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激发共同记忆和想象的有效手段(见图4)。

  。社区盒子的使用模式也常采用预约制或是排序进入的方式。显而易见,此类空间的公共性完全体现在空间以外的视域网络中。社区元空间中的社区盒子在入口界面采用完全透明的材料,犹如一个橱窗将内部发生的所有活动向外展示(见图5)。社区盒子成为了一个个微型剧场,通过“看”与“被看”,将同一个空间的不同使用经验在个体间传播,促成更为普遍的、共通的使用方式的同时,形成个体间的社会交往。最终,以空间本身为节点,在空间之外建构出公共领域。

  在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社区盒子中策划了一个“24小时独处计划”的行为艺术,居民自愿报名在一个橱窗式的盒子中生活24小时。这项活动作为一个“极端”的案例,进一步佐证了具有剧场性的社区微空间建构公共领域的内在机制。艺术活动参与者常常会受到大量周围行人的关注,并且时常会走出来与人攀谈、分享其中的体验(见图6)。另外,每个参与者还会在网络媒体中将自己的居住体验进行分享,将物理空间中的“在场”以网络的途径向更多人传播,进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基于空间本体的社会交往。

  在物联网和移动网络设备构成的技术体系中,在“”“打卡”和“朋友圈”构成的网络文化中,催生了一种物质与虚拟相互渗透的新兴社会交往模式。本质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对公共空间“在场”体验的剧场性展示,只不过展示的媒介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的网络媒体,个体间的共情机制也从具身的体验转变为图像的感知。

  [35]。在后人文主义的视角下,移动网络设备正在作为身体的延伸,使得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持续性地交织,即时性地将物质空间的信息上传网络,或将网络信息移至线]。在这种数字孪生式的空间体验方式下,社区公共空间的剧场性营造不仅要回应外围“观者”的存在,还要考虑网络上更多的“观者”以何种图像看到空间中的“在场”活动与行为。当今网络媒体的繁荣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建筑学。建筑设计针对互联网建筑媒体的变化主动或被动地产生着调整[37];网红打卡建筑也有其相应的生产机制和空间特征

  。建筑师在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实践中,自然也可以顺应网络图像传播的内在规律,通过赋予空间以陌生美感、话题性等“手段”,实现个体的“在场”空间体验在网络传播中的最大化。例如,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盐田分展场的改造项目欲望之屋,便是遵循图像传播生产和图像传播优先的基本原则,通过场景的营造使得非专业人士也可以轻松拍出在“朋友圈”广为流传的准专业照片[39]。这种传播不仅会通过“网红媒体”吸引更多的“游客”,对公共性尤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在普通居民之间的网络传播与交流互动,在虚拟空间中围绕“在场”体验形成对某一物理空间的共同认知,进而促进公共领域的建构。在这种公共领域的建构机制中,最大化的网络传播只可以被视为是提升空间公共性的基础,起决定作用的是传播的内容。例如,从网络图像传播的规律看,上海曹杨社区百禧公园本身是一个自带“网红”素质的空间,在网络上受到了各类媒体广泛的报道和传播。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普通居民在社交媒体上会分享他们对于空间中日常生活的随手记录。这些日常性的图像对形成空间“在场”的共同记忆和想象起到了关键作用。此时,对社区公共空间的剧场性考量同样适用于网络化传播的“虚拟在场”的塑造。建筑师通过空间场所的塑造,可以将宜拍照的“背景空间”与宜生活的“前景空间”并置,进而引导或激发对于生活日常场景的分享,最终在网络媒体上促进关于空间体验的社会交往(见图7、图8)。

  诚然,建筑师在对“虚拟在场”的塑造中,需要考虑图像仿真(simulacrum)之于空间体验的真实性问题。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后现代图像成为一种“新的真实”进行过批判性分析

  ;有建筑学者也曾对以图像仿真为基础的主题公园式的公共空间展开过批判,将其称为虚假公共空间(pseudo public space)

  ]。在针对公共空间的话语体系中,这种真实性问题的本质是图像背后基于消费文化的生产和流通机制会削弱空间本身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并且严重影响平等参与。在网络传播的背景下,网络空间中潜在的自上而下的筛选和流通规则同样会入侵自下而上的自发分享行为[41],进而削弱其建构的公共领域的自由与平等。另外,建筑学更加关心的问题是,当网络传播的图像仿真逐渐成为另一种真实的空间体验时,对于物质空间活力的削弱也需要警惕。因此,在“虚拟在场”的公共领域建构中,建筑师也需要认识到,物质空间的作用从来不应仅仅是为了图像生产,而图像生产的目的则是最终强化并回归物质空间的体验。3.3 如何设计公共时空“延时在场”和“虚拟在场”的公共交往行为都涉及到了时间维度。因此,对公共空间的塑造也自然需要将时间纳入考量。在原本公共空间的概念中,空间是共有的、需分享使用的,时间是个人的、可自由支配的。因此,在考虑空间的公共性时,建筑师重点要解决的是满足大多数人可以自由、平等地分享空间。这里,一方面涉及到公共空间的可达性,即空间尽可能向所有人自由开放;另一方面涉及到公共空间的包容性,即空间不同的区域需要能容纳混合的行为和活动,并且所有使用者可以尽量平等地划分、占用空间。当然,当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个体间的利益矛盾时,往往便需要更为复杂的体系来界定公平的问题

  ,这也构成了建筑设计本身的复杂性。从公共空间拓展成公共时空,一个场所的空间和时间均变成了共有的、需要分享的。这时,建筑师还要解决的是如何满足大多数人自由、平等地分享时间的需求。从空间管理的角度,“预约制”等方式可以解决公平的问题,当今很多社区活动室等公共空间早已采用类似的方式实现分时共享。而在空间营造的角度,关键的设计问题是如何允许同一个空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容纳不同的行为和活动。这不再仅仅要求空间的混合性,而且要具备高度的通用性或可变性。以社区元空间的社区盒子为例,盒子的设计原型可以通过内嵌家具的折叠和变化,实现不同使用场景的快速切换,以适应不同居民在不同时间段的自由使用。

  公共时空设计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对时间敏感性的凸显。在作为社会剧场的公共空间中,围绕空间体验所建立的社会交往行为是延时的。而在网络媒体的“虚拟在场”中,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松散。以网络图像传播为媒介,对物理空间的在场体验时间和关于在场体验的社会交往时间甚至可以是完全不相关的。因此,为了促进不同个体之间针对空间体验形成共同认知,建筑师需要通过空间的塑造强调时间变化的印记(例如阴影的变化),强化个体在不同时间段对空间体验的差异性,进而在动态变化的时空体系中提升对时间本身的敏感性。当这种时间敏感性体现在图像传播中或刻印在身体记忆里时,个体将可以在被自由重构的公共时间中找到定位和参照,最终在非共时空间“在场”条件下建立起关于空间体验的共时流。4 结语

  [43],伴随“”“打卡”和“朋友圈”而形成的新生活方式是否也可能改变一代人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交往?诚然,社会公共空间营造的实践需要以全年龄段的人群作为服务对象,新公共性能为社区和社群带来什么,仍值得建筑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探索。

  在新公共性所衍生的诸多议题中,以视觉和图像为途径建立不同个体间的共情体验是有待考查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新的公共领域建构机制得以成立的基础。“延时在场”和“虚拟在场”均依仗一种剧场性的具身投射。如何通过空间形式的塑造,最大化地促使“观者”在公共空间的舞台框景或网络媒体的图像仿真中形成具身性的共情体验,这其中的作用机理也需要现象学层面的进一步分析⑦和建筑学层面的进一步实践和验证。

  (本文主题源于2021年12月笔者与戴春老师共同策划组织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题演绎展学术论坛,期间与戴老师共同商讨出“新公共性”这一主题及其核心问题框架。在后续研究与成文过程中, 戴老师也给予了诸多建议和帮助。特此致谢。)(图片来源:图1:2021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图2:作者自绘,图3: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摄影:唐煜、陈平楠,图4:上海梓耘斋建筑设计工作室,图5:同济大学袁烽教授团队、一造科技,摄影:王可,图6:微信,©“蛤蟆TOAD”微信公众号,图7:刘宇扬建筑事务所,图8:小红书APP,©小️小红书“NIKE爸爸”用户)

  ① “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于2014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世界城市日论坛上被首次提出,其目标是构建低碳韧性、多元包容、公平协作的“社区共同体”。“社区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社区生活圈中具有凝聚力和认同感的社群网络。② 社区微更新实践的核心路径是公众参与的共建、共治和共享。本文无意探讨通过共建和共治来激发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内在机制,而是希望重点关注居民共享过程中社区微小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及其建构社群网络的媒介机制。

  ③ 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主题演绎展学术论坛于2021年11月27日在主展馆内举行。此次论坛由《时代建筑》杂志作为学术支持单位(支文军主编参会并致辞,戴春主持),邀请奚文沁、袁烽、庄慎、刘宇扬、童明、王辉共同探讨当代社会语境下的“新公共性”议题,对其背后的建筑学的意义进行剖析。论坛由戴春和闫超共同策划,由LeTalwork勒拓文化、Fab-union一造科技、风语筑、Digital Future 数字未来共同支持。

  ④ 该研究对公共性的概念给出了精辟的定义:公共性是指在公共空间中,在差异性视点下形成一种共识,进而巩固一种维系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意识的过程;空间公共性是指物质空间在容纳人与人之间公开的、实在的交往以及促进人们之间精神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属性。

  ⑤ 剧场性(theatricality)的概念源于戏剧领域对观众与演员、舞台之间关系的讨论。针对公共空间体验的话语场景,剧场性的含义可参照艺术评论家与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发表于1967年的文章《艺术与物性》( Art and Objecthood )。其中,弗雷德受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法国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影响,从作品与观者之间的关系批判性地分析了现代艺术与极简主义艺术的区别。以现代绘画为例,由于与观者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所以虽然绘画的呈现需要以“观者”的存在为基础,但现代绘画的创作并不涉及特定的观者以及特定的观看方式;相反,极简主义艺术的剧场性是沉浸式的和参与性的,需要观者以特定的方式才可以形成艺术体验,因此其艺术创作过程便始终要将“观者”考虑进来。

  ⑥ 社区盒子常出现在居住社区或办公楼区域,作为居住空间或办公空间的灵活补充,临时承载一些需要一定隔音环境的活动。

  ⑦ 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讨论过电影媒介中的沉浸式具身感知,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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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超《新公共性:社区微空间中的新兴“在场”模式及其时空设计维度》,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作者简介:闫超,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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